16世纪区域性贸易圈开始以真正全球化形式联系起来。“万里茶道”东溯武夷茶区，经中俄商人运输贩卖一路向西，自莫斯科、喀山至恰克图与中国境内的商路相关联，形成了长达1.3万公里贸易路线，茶叶作为大宗商品发挥着重要的联结性作用。

　　“万里茶道”指的是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中俄之间形成了以茶叶为大宗贸易商品的长距离商业贸易网络，开辟之路奠基于1689年中俄《尼布楚条约》“允许双方贸易互市”条款。据统计，1692年俄国商队带回的中国茶叶达300箱。1694年和1697年两次商队带回的茶叶中，红茶为21普特（普特是沙俄时期的主要重量单位之一，1普特约等于16.38公斤）14俄磅（ 1普特等于40俄磅），绿茶为25普特5箱。

　　1728年签订的《恰克图条约》规定俄商每3年可以来北京一次，人数不得超过200名，此外，可以在边境之尼布楚、恰克图进行零星贸易。这样，中俄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商贸便发展起来，尤其是位于色楞格河沿岸的恰克图（中国这侧华商称为“买卖城”）作为中俄茶叶远距离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得以凸显。俄罗斯商人运来皮毛（紫貂皮、貂皮、海獭皮、狐狸皮等）、呢绒和金属制品等，到恰克图交换中国的棉布、丝绸、药材、贵金属和珠宝等商品，茶叶是重要采购之物。

　　条约签订后，第一支俄国国家商队采购的茶叶为3万磅。恰克图因边关互市、管制稍宽吸引中国商人竞相前往寻找机会。18世纪中叶开始，恰克图茶叶贸易急剧增长。据统计，1755年至1762年间，俄国通过恰克图进口中国茶叶达到了6000普特（包括白毫、珠兰和绿茶）、砖茶达到5000至7000普特，恰克图茶叶贸易引发了中国商贾云集于此，晋商等中国商帮在贩卖中国茶叶、吸收金融参与茶叶贸易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

　　俄国人以蒙古人作为中介首次接触中国茶叶，时间是在1618年或者1620年。1xBET下载蒙元时期，朝廷专门派出达鲁花赤来武夷山监督贡茶制造。来自福建茶区的武夷茶叶很早就参与了中俄之间的茶叶交流。根据《南平茶志》记载，早在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“武夷茶”已经由俄国大使塔尔科夫带入俄国。另据《中俄茶叶贸易史》的说法，1638年至1640年间，俄国使团在阿勒坦汗（硕垒乌巴什珲台吉）处喝了茶，并将阿勒坦汗送给俄国沙皇米哈伊尔·罗曼诺夫的200袋白毫茶带回莫斯科。这批茶叶每袋重约4普特，价值60卢布。白毫是武夷山名贵的茶叶，是芽尖和嫩叶的雅称。18世纪开始，俄国茶叶消费集中于贵族宫廷，但逐渐在普通民众中扩散。随着俄国进口糖数量的增加，茶叶消费普及。19世纪中叶，中俄茶叶贸易越发重要，茶叶占俄国进口中国商品的90%。

　　17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小种红茶，18世纪的工夫茶颇受市场欢迎。以俄国档案中的记录为例，1727年俄国使团在北京采购的商品中武夷茶为55俄磅，1735年俄国商人在恰克图采购的武夷茶每包值15至25戈比，1768年价格为40戈比，1801年值80戈比。俄方档案还有采购关于上等花茶或者白毫茶、紫毫茶的价格记录。武夷优质茶叶价格昂贵，“又闻一山茶，足抵一县租”，贩茶运茶者沿着官道至江西河口运往近的杭州、苏州，远的往更北运输，实际上经过沿途商人和晋商的开拓，武夷茶叶也运往恰克图进行边境互市。

　　林馥泉在《武夷茶叶生产制造及运销》一文中援引衷幹的说法，“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，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”。此处的西客者，即指山西商人。据记载，山西茶商前往武夷采办茶业者，“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”。清乾隆年间，崇安商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至200余万，其联合晋商经营远至恰克图的茶叶生意颇为兴盛。1798年至185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俄国商人早期在恰克图的进口茶叶中，白毫占一半的比例。民国时期刘超然等修撰的《崇安县新志》（1940年）详述了山西客所采办的茶叶品种，有“红茶、青茶”两类，山西客云集于此“运赴关外销售”。

　　山西客把武夷山等中国南方茶区特产运至恰克图后，俄商接续西送。这条横跨西伯利亚的商道大致经历了3次变道，不断与俄国政策、沼泽等人与自然因素互相调适。连接恰克图与莫斯科的干线途经喀山、叶卡捷琳堡等贸易枢纽。

　　喀山原属金帐汗国，蒙元时期的统治阶层对中国茶叶并不陌生。金帐汗国于1556年并入俄罗斯版图。18世纪中后期，俄国政府终于准许商人们从喀山出发后取道叶卡捷琳堡，此举整整缩短了409俄里，并且几乎没有山脉、森林阻挡，俄国茶叶消费量开始提升。实际上，喀山人远早于俄罗斯人接触中国茶叶，甚至已经培育出本土茶文化。恰克图成为正式贸易中心后，中国人聚居的买卖城迅速在边界附近建立起来。此地各族混杂，商人们交流时糅合汉语、蒙古语、俄语，形成了独特的“买卖城方言”。喀山原住民布尔加人、鞑靼人时常作为经销者与译员活跃在长距离的茶路之上。

　　喀山人素有饮茶习惯，茶桌被称为“家庭的灵魂”。他们大多从事繁重的农业劳作，没有充足时间准备多样的菜肴。饮用包含蜂蜜、香料、牛奶等配料的茶水，能有效帮助他们快速恢复能量，在暑天解渴，在寒天保暖。据《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》介绍，中俄恰克图贸易一度中断时，西伯利亚的嗜茶者为寻求茶叶替代品，甚至衍生出由其他植物制成的茶，如喇叭茶、柳叶茶和鞑靼茶。“万里茶道”建立后，商道畅通，商规渐备，从恰克图买入的茶叶在价格方面比从西欧转口有优势，喀山人也从中受益。俄罗斯学者特鲁谢维奇对比发现，1743年堪察加的茶价是喀山的6倍。

　　“万里茶道”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喀山人的茶叶消费需求，也有利于中国茶叶向莫斯科、向更远的西方传播。18世纪中叶，喀山已经出现了专门生产瓷器茶具的工厂，足见喀山浓厚的茶文化基础。

　　五口通商之后，福建茶叶对外贸易路线发生根本性变化，海路逐渐取代陆路。1853年，美国的旗昌洋行沿着闽江溯流而上，直抵武夷茶区，开辟闽茶外运新的局面。美国、英国和德国的洋行纷纷在福州设立办事处，茶叶运输云集在南台泛船浦一带，形成了蜚声中外的“世界茶港”。“走马仓前观走马，番船浦内看番船”成为当地的谚语。

　　1872年，俄国商人顺丰、阜昌洋行趁机在福州南台设立机器制茶厂，采购英人机器设备，专门制造茶砖，这是中国大规模机器制茶的发端，“福州是中国最先制造砖茶的地方”。据日本报道所说，俄国驻福州的领事馆“乃专为砖茶贸易而设”。据记载，阜昌洋行的固定资本约为13万元，而流动资本约为9万元。

　　俄商在福州共开办了新泰、阜昌、顺丰3家现代化的制茶工厂，还将工厂建至闽北茶区。俄商的投资给福州港的茶叶外销带来了重要的资金元素。根据《中华实业界》（1916年）的统计，1875年，福州砖茶输出为600万磅，1879年达到1370万磅，这是福州砖茶制造的全盛时期。“福州出口之茶以运销俄国为主”，这些茶砖会经福州港口出发过天津，再从张家口运往恰克图，而后出口至俄国，每年以数百万两计。福州还产出著名的红茶，这也是俄国消费者所钟爱的，红茶的输出则由福州港直接运至敖德萨港。福州茶叶出口增长额很大部分来自俄国的需求，尤其是英国在印度、锡兰种植制作茶叶之后。

　　1891年之后，俄国商人以“福州茶味薄，又不耐煮，所产之茶无法达到消费者的要求”，将制茶机器和工厂转至汉口和九江。日俄战争打乱了原先的茶路，俄商纷纷破产。1906年福州运往俄国之茶叶仅有1.313万箱，就整体而言，福州茶港进入衰落期。

　　俄商在福建茶区附近直接建厂制茶，此类商业活动对于俄国商人来说是成功的，但对于福州当地茶商而言，也有竞争的一面，尤其在砖茶领域“有失利权”。一战、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面临的国际封锁状态，实际上导致苏联对华茶叶进口几乎中断。

　　1924年，北洋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，华茶出口略有恢复。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苏联与中国签订了3批总数为2.5亿美元的贷款合同，苏联提供军火，中方则以矿产、生丝、桐油和茶叶等来偿还。1938年至1945年的8年间，中国共向苏联出口茶叶31486吨，是除矿品外出口最多的货物。

　　历史时期的“万里茶道”实际上是一场贸易的接力赛，中转贸易串联起整条商路，沿途城市形成一系列节点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。“万里茶道”接送商人东来西往，见证了中俄茶叶贸易的兴盛与茶文化传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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